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——访离休老干部张奎南

【发稿时间 :2011-08-04 13:42 阅读次数:

  “那是1948年3月的一个晚上,在太仓师范乙字楼下的一棵紫藤树下,同学褚正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太仓师范的共产党组织?我疑惑地问他怎么参加,在哪里参加?褚正笑着对我说‘远在天边,近在眼前’!就这样,经过同学褚正的介绍,我成为了国民党统治区内一名中共地下党员。”对于63年前的入党那一幕,已经82岁的离休老干部张奎南仍然记忆犹新,仿佛那一幕就发生在昨天。

  入党时,我是一个只有17岁的师范学生。小的时候我常看报纸(国民党办的报纸),说共产党就是匪,但在我印象中却不是这样。我10岁时,小学校长谢邦佑就教我们唱抗日歌曲,数学老师周玉亭也离开学校参加新四军,而他们都是共产党员。我还清晰地记得,新四军曾经住过我们村里:他们大都赤脚穿草鞋,一住下来就帮助村民挑水、打扫卫生,走的时候,还把全村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则物价飞涨,人民生活越来越困苦。“这样的军队是匪吗?”这个疑问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。

  1947年,我考入太仓师范,慢慢开始接触进步书报杂志,思想开始发生了转变。有一次班里开展民主讨论会,我第一个响应订阅《文汇报》,这一举动引起了同学褚正的注意。我慢慢和褚正成了好朋友,在褚正的推荐下,我接触了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》等书籍,这让我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个飞跃: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。

  说实话,当时入党需要极大的勇气,那可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,国民党特务四处抓捕共产党员,太仓也不例外。褚正在我入党前就反复提醒我,共产党被抓到就要杀头的,但当时热血沸腾的我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共太仓地下党。

  那时入党,只要填一张调查表就行。在1948年暑假,我和另外3个同志在一家地主家的楼上,由时任太仓地下党员王振主持,我们进行了秘密的入党宣誓。我们4个人也就成立了党小组。

  当时为了安全,一般都是单线联系,我们除了党小组的4个人外,其他的党员就都不知道了。作为地下党员,我和其他同志积极团结同学,创立了朝霞社,创办《朝霞》报,用进步理论激励同学。当然进行得相对比较隐蔽、隐晦,因为当时还在白色恐怖之下。也有不屑的同学警告我们,这种行为会被投入监狱的,但我们并没有因为这种威胁而感到害怕。我也把进步理论介绍给其他人,那时,有不少人因为害怕而对我敬而远之。在我们党小组的努力下,有100多位进步青年加入了朝霞社,而这些同学在太仓解放后都成为太仓第一批青年干训班的学员。

  相比其他太仓中共地下党员,我们做组织思想工作的要安全得多。我后来得知,像地下党嘉太工委副书记李成吾及地下党员齐阗、柴立平等曾冒着危险争取太仓保安团的起义,并迎接解放太仓的解放军。我清楚地记得,我们党组织全体地下党员上街游行,欢迎解放军解放太仓。当时,学校正常上课,学校的老师、同学在党组织的教育下,没有一个离开学校。